在浙江温州，“机场大道618号”看上去很不起眼。

门卫室由8根刷着白灰的石柱和一个倒三角屋顶构成，自动伸缩门半开着，即使是在上班时间也少有人往来。站在宽敞的院落门前，找不到任何与公司或企业有关的名称标识，棕榈树后的围栏上只剩“江南”二字。

76岁的王少华（化名）每次经过这里，都会下意识朝厂房方向望一眼，不过他的心中已没了波澜。若是早几年，他总会想起2011年4月6日的那个清晨——同样是在厂子门口，他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

江南集团与黄氏家族

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80年代的浙江温州，以农村家庭工业为主的私营经济有如一团野火，在这座沿海城市延烧。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

正值改革开放的风口，温州小商品经济在“前店后厂”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慢慢兴起，皮鞋、打火机、服装、电器等制造业纷纷冒头。仅在柳市一个镇就出现了多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在五金、矿灯、螺丝、电器等8个领域风头正盛，被称作“八大王”。

而在温州最东部的龙湾区，一个叫黄作兴的退伍军人既不生产小商品，也不采用家庭作坊模式，而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1986年创办了瓯海永中阀门三厂、永昌机电阀门厂，专攻阀门革新与制造。其中，永昌机电阀门厂即现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1990年到2004年间，靠着钻研和创新，黄作兴不断扩增属于自己的国家专利，两次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和“尤里卡一级骑士勋章”，一时风头正劲。

2004年，江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黄祚兴作为董事长和总工程师，集团下属多家子公司，总资产10亿元，年产值40亿元以上，业务覆盖阀门、皮革、铸造、矿山开采、房地产等行业。

当地经济学家任宗强曾评价温州商人，“温州企业家是这样，赚了一些钱就去做其他的。”温州大学教授张一力认为，温州人最大的特点，是以赚更多的钱做价值判断。

在江南控股集团众多子公司之中，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2年，主营项目为PU合成革制造、原料销售。谁也想不到，它会成为日后“神曲”里的那个“江南皮革厂”。

说起温州的皮革，王少华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指着外面说道，“当年很热闹，这个机场大道上一路过去都是厂子，基本上都是皮革厂，七八公里上面都是。”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温州口音，说起话来短平快。

如今，机场大道两旁的工厂企业因为拆迁改造的缘故所剩无几，从永中往北走到黄山村地界，也就四五家皮革厂还在经营。

据《中国现代企业报》2007年报道，曾经入伍四年的黄作兴之所以成立皮革公司，一是因为皮革市场火爆，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吸纳退伍残疾军人，解决他们的就业、医疗、养老保险问题。

江南控股集团作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拥有着5成以上的股份，当时的董事长即是黄作兴二哥的儿子黄鹤。他在2008年以每年1250万元“承包”公司，成为公司法人。

人民日报浙江分社副社长袁亚平曾在《浙江日报》上刊发过一篇关于黄作兴与黄鹤的文章，其中有个“托孤”的情节——

黄鹤14岁时，父亲去世，年仅39岁。弥留之际，父亲把儿子托付给了弟弟黄作兴，希望他能照顾好黄鹤。

黄作兴也正是这么做的。“黄鹤早年就在叔叔的阀门厂里打工，直到后来有了皮革厂。”王少华说。

风生水起的十年

王少华没听过那首红遍网络的歌，也不知道什么叫鬼畜。江南皮革厂的破产对他来说，只是一次扎实的投资失利。

在他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堆放着一些已经做好的过滤网布，炎热的夏天他不舍得开空调，赤裸着上身开始回忆在皮革厂的往事——

从15岁开始做手工，王少华靠手艺养活了一家人。2000年前后他退休下来，在老家的村子里待着。村子拆迁后他和老伴住到了安置房，平时不爱出门的他偶尔会接点手工活。

退休后没多久，他在儿子的劝说下加入了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担任一个相对轻松的工作。“他让我帮帮忙，一下子帮到厂子里面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出了几十万，参股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大家都是你投多少我投多少”，之所以拿出这笔钱，是因为他的儿子就在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工作，和黄作兴有亲戚关系。

王少华说，在温州，一家人共同经营一个公司很常见，在黄鹤做董事长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公司的出纳。

温州市瓯海区委常委戴晓勇曾撰文研究过这个现象，“宗族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广泛的互助作用。”简而言之，温州人做生意习惯于依靠宗族关系。比如一家工厂，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厂经理，弟妹是后勤。

但戴晓勇也指出家族企业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血缘纽带作用，会带来很强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缺少制度与规则的约束，很容易出现管理上的漏洞。

从建厂一开始，王少华就在了，“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划地皮盖厂房，钢结构的，盖得很快”。

投产之后，皮革公司主要从外面引进革基布、树脂、油等原材料，再通过技术手段加工成人造皮革，这些皮革销售出去后，将被用于箱包、皮衣以及少量皮鞋制作。这也意味着，江南皮革公司从不生产成品皮包或箱包。

皮革市场的火爆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温商密不可分。

王少华介绍，那时候温商在外面进货，加工好之后销路也广阔，卖了能赚到钱，势头好，做的人自然就多了。他比划着说道，“原材料只管运来，我给你赚钱”。

2011年浙江省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曾经做出一份关于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显示浙江江南皮革厂在2010年仍能实现销售收入34147万元，净利润3425万元，经营情况基本正常。

对王少华来说，他投股的钱在几年之后就基本靠年底分红拿回了本金。袁亚平也写道，黄鹤承包公司一年后，开发了新产品，拓展了市场，业绩猛然提增。

公司效益好了员工待遇自然不会差。王少华回忆，厂里的底层工人当年每月也能拿到2000-3000元，工程师一年则有50-60万的收入。在他印象中，当时厂子里掌握核心技术和内幕的大多是本地人，流水型上的工人以外地人为主，流动性很大，每天人来人往。

“从来没拖欠过工人工资，工资只占了成本的很小一部分。”王少华说，高利润的背后是高成本。

“那时候原材料成本很大，都是千万起步，100万200万根本不当回事。”王少华说，厂子里东也欠钱，西也欠钱，主要是原料供应商。但只要公司账面上有钱进来，就会有人不断把钱投进来，没人相信你会跑路。

一切看上去走上正轨，谁也未料到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

黄鹤跑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2010年后，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银行贷款随之收紧、加息，商人们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一时间在温州市区各个繁华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即使是亲友之间借钱，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间。

一旦某个公司资金链断裂，或是担保的下属公司出了问题，都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也正是在2011年，温州爆发了民间金融危机，一批温州老板“跑路”，在温州3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一道阴郁的疤痕。

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间借贷类立案数累计高达1000多起。

当年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鹤跑路了。

2011年4月6日，王少华清晨7点半照常去公司上班，前一天是清明节，公司放假一天。当他走到厂子门口时，许多人聚集在这里，混乱而又喧闹。警察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

从人群口中，王少华得知，老板黄鹤跑路了。来找黄鹤的，大多是原料供应商和要贷款的人，不少员工也不知道该不该上班，站在一边“看热闹”。

袁亚平在当年的文章里披露了黄鹤“跑路”的细节：他开着一辆保时捷越野车，带着家人前往温州机场，把车钥匙留在了机场服务台。一位亲戚在接到黄鹤的电话后，来到机场开回了车。自此，黄鹤不知去向。

消息传开后，工厂停止了生产，多条台湾全自动PU合成流水线连同印刷机、磨皮机、揉纹机等全都停止了运转，公司出现不同程度的打砸现象，就连位于台州临海的新公司也被抢了。

据《温州都市报》报道，4月8日开始，陆续有员工来到公司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公司行政办公室设在厂区一楼，董事长办公室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文件和纸屑，办公桌抽屉被人打开，地上扔满了空礼品盒。

当天，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公司股东调剂了80多万元用于支付300多名员工工资，稳定工人情绪，对债权人进行登记。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直到黄鹤跑路，人们才发现公司已经负债累累。

据“浙江在线”当年调查报道：黄鹤失踪后，温州市龙湾区专门组建了处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债务登记和审计。

5月底上报债务数据显示：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10家，债务近1.5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

在坊间，人们印象里黄鹤失联的原因，是他赌博欠下巨债无力偿还。

“温州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中提到：2011年初，由于该公司法人代表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当年在龙湾区，赌博现象一度处于失控状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0月报道，龙湾区公安分局局长李伟坦陈，“不仅一般群众参赌，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带头组织赌博，导致家破人亡、继而引发刑事案件。”

袁亚平在文章里写道，黄鹤好赌，早在出逃前几年就曾在澳门赌博输了一千三百万元，为躲债逃到泰国。黄作兴得知后让他回来认错，黄鹤再三表态不会再犯，于是黄作兴帮他还了赌债。

王少华不知道黄鹤是不是因为赌博欠了钱才逃走，但他可以肯定，黄鹤平时没少提赌博的事。“有时候开会，他就跟自己家里人开玩笑，说自己在澳门赢了多少多少钱。”

在王少华眼里，黄鹤是个精明的商人，见到自己总是会打招呼，但是对其他不熟悉的人就不会这么客气。王少华介绍，跑路时黄鹤30多岁，有两个孩子，带着一起跑路的不是什么小姨子，应该就是他的家人。

2011年8月19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申请对皮革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年9月，法院受理了申请。在清算时才发现，黄鹤带走了公司账册。

一时间，不管是股东还是法院委托的管理人都很难统计出黄鹤到底欠了多少钱，直到2015年，管理人才将公司应收款项催收完毕，等待分配。

在当时，江南阀门公司为江南皮革公司担保5000万元，银行在黄鹤跑路后立即要求归还这5000万元，否则将冻结集团和江南阀门公司账号。

袁亚平在文章中写道，紧急时刻黄作兴只能变卖房产、股权，凑了一亿两千六百万元，还了银行的钱；随后又借了400万，结算了两个厂近900名工人的工资，这才让黄鹤摆脱了债务纠纷，让集团脱离信用危机。

也正是凭借黄作兴的善后处置，他获得了“2011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的称号，与他一同获奖的有娃哈哈集团的少东家宗馥莉等知名企业家。

但对于江南皮革公司的股东们来说，他们的钱再也拿不回来了。王少华说，像他这样大大小小的股东大约有百来人，多的几百万，少的几十万，其中黄作兴投入了7000多万元，全部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