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良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际上，中国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蕴涵着无数中华贤哲几千年来的辛劳与智慧。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而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发展和研究的历史，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前提和关键。

　　中国文化的传统方向

　　回顾中国文化研究，历史漫长，情况复杂，但中国文化始终是在探究中前进和发展的。至少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许多文化品种和特色已经基本形成。流传至今的先秦五经和百家经典，不仅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思想的成熟、文化的多样，也同样诉说着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崛起的不平凡历程，并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几种主要方向。

　　在持续不断研究中变异和创新的典籍文化。尽管经历了焚书坑儒，或载之竹籍或口耳相传的《诗》、《书》、《礼》、《易》、《春秋》等5种重要经典，还是以顽强的生命力延传到汉代。虽然也因此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但仍无碍儒家经典长期成为官学显学。思想文化的交融和合流，使得儒家经学文化史上人才辈出、硕果累累、高潮迭起。即使多了道学与佛学的影响，儒家的经典文化仍然魅力不减，始终占据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不难发现，中华文化的正统是以先秦五经为代表的典籍文化——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儒、道、佛的典籍为重要组成部分，囊括其它各种历代百家图籍所形成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文化。典籍文化见证了我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包容了儒、道、佛等宗教文化的发展，甚至由此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离不开古代典籍。

　　源于上古史官文化而秉承《春秋》史书传统开创的史籍文化。我国自古及今都有修史传统，《尚书》开其先河，《春秋》成编年体例，《史记》创正宗历史，《汉书》始以断代，自《清史稿》出，形成记录完备的正史25部，还有许多私人著述的野史，以及各种地方志、谱牒、碑记等，朝代分明，卷帙清晰，包罗万象，巨细无遗，造就了洋洋大观的史籍文化。透过史籍文化，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礼节民俗、重大事件、科技发明、稀奇怪事、名人传记等，可以以古鉴今和继往开来，梳理中国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谱写无数动人的古代传说。由此，研究中国文化必须依托丰富史籍。

　　延传诸子百家的言说思维方式而开启的私人著述文化。著述文化与典籍文化、史籍文化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如果说典籍文化与史籍文化属于官方文化，那么，著述文化则属于民间文化。著述文化的范围广泛，既有围绕经典的阐述，更有个人的心得笔记、事迹传闻、文学创作、思想主张，往往能补正史典籍之偏颇与不足，亦能具体再现某家某派的独特与创新，不失为文化研究的佐证材料。因此，研究某一特色的中国文化，需尽可能掌握相关的著述文化典籍，这样方能更客观真实地看清事相缘由。

　　以上3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共同推陈出新，谱写了中国文化的精彩篇章，留给后人汗牛充栋的古籍和纷繁多样的文化，以及神奇独特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精神。

　　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研究仍延续这3种方向，但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主要是儒家思想衰落，经学开始缺席，呈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文化格局。西学的引进，逐渐改变了以往的研究方式，出现以学科理论思想为平台的研究模式。从整个过程看，即使西学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被中国化了。从清末以来，出现了一批提倡中国学术文化、力图补偏救弊治国的国学大师，这些人大多有一定西学背景，见解独特，著作等身，对中国学术文化深有研究和建树，影响深远。

　　而在当代，学者们更加深入地推进中国文化研究。无论是研究项目的规模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从整体上看都是超越前人的。尤其是新的时代、新的科技、新的文物材料、新的比较思维，使得文化研究空前繁荣，成果日新月异。

　　总的来看，文化研究离不开对真相的探究、对传统的张扬、对人性的尊崇、对现实的超越、对理想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当我们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人本身时，中国文化就显得更有用武之地，其中丰富的遗产宝藏、文明智慧有待人们去发现和运用。